如梭岁月忆峥嵘,梦里回回到二中。<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游子今朝千里至,师生聚首意浓浓。 这是我临来母校时写的一首小诗(七绝),表达我几十年来对母校的深深怀念< 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 五十一年前,我怀着不小的心愿,匆匆地离开了教我知识、教我做人,给我力量、给我理想的母校,去往首都北京,就像那一叶生命的风帆,从东海之滨,从母校二中,扬帆启航了。这一启航,一晃就过了半个世纪。 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再回母校,同大家一起庆祝莆田二中133周年校庆暨第三届新桃李奖教奖学基金颁奖大会,我的心情真的无比激动。首先,我要向我亲爱的母校致以诚挚的生日祝贺!向二中的校领导,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已是两鬓斑白、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坐在大家面前,我仿佛又回到了五十一年前,回到了1960年的“五·一”节前夕,想起当年福建省教育厅厅长 刻苦学习 感恩母校 我是 我从小就失去父爱,是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拉扯长大的。记得我上小学和中学时,每每为我新学期开学,母亲就犯愁。有一年为了我和我姐姐的学杂费(我姐姐比我高两个年级),母亲把家中一张双人床卖了。还有一年,还卖了她结婚时的银饰。我念初中时,根据家中的困难情况,学校给我丙等助学金(好像是每月3元钱)。我们姐弟俩从小就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除了刻苦学习外,还利用暑假想方设法挣点学费钱。我上大学的六年,不仅免交学杂费,每个月还发给15.50元的助学金(其中12.50元是伙食费,3.00元是零用钱)。大学四年级时,高校伙食费标准从每月12.50元提高到15.50元,我的助学金也由每月15.50元提高到18.50元。要知道,当时的清华大学,只有孤儿或家长丧失劳动力的穷苦学生,才有可能享受每月4元钱的零用钱。家境好一点的,除了公费医疗外,其他所有费用包括伙食费都要自己负担。我的待遇比上师范大学吃饭不要钱的待遇还要高。寒暑假时,帮教授誊写书稿,每天挣一元钱,以作为回家的路费。可以说,我的整个学生时代,都是在略显贫寒的环境中过来的。尤其是大学期间,基本上是由国家供养我上的学。 高中三年的学习是异常地紧张、繁重的,同时又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曾经历了无数次各门功课的大考小考;也经历了勤工俭学(为顾客洗衣服),挑大粪、插稻秧、植树造林和上山挑柴烧炭,土高炉炼铁的磨练。…… 高中的三年,又是我们学业长进的关键三年。当年的莆二中,拥有一批教学经验十分 是母校奠定了我数、理、化学习的较好基础;是母校培养了我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是母校激发了我学习俄语的极大热情;是母校铸就了我知难而进、永不言败的品格。 努力工作 报效祖国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委18院1803所(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828部队)工作。1970年初转到总字815部队(第五研究院)。1974年5月,再转中国科学院建筑设计院工作至今。所以,我这45年来,大约是前7年在部队系统工作,后38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在部队系统时,主要从事航天(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发射基地及其他国防工程设计。在中国科学院38年,我所从事的工作面更宽了,前10年以科研建筑为主,后28年则有科研建筑、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和一些其他性质的建筑设计。 由于我是学理工科的,大学在清华读的书,毕业后又有一段在国防科委工作的经历,所以,我有幸曾在中国有名的“三钱”手下学习和工作过(“三钱”就是清华大学的钱伟长、第五研究院的钱学森和中国科学院的钱三强三位著名科学家)。又由于我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所以我有幸多次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卢嘉锡、周光召、路甬祥以及数、理、化、天、地、生各个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有时还聆听他们的亲切教诲。 我1966年大学毕业,由于“文化大革命”,12年之后才由技术员提升为工程师,并且是作为“破格提拔”的。因为1978年是我国自1965年停止职称评定后,恢复职称评定的第一次,多年来没有评职称,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1963年的大学毕业生只能有少部分人晋升,1965年毕业能晋升的更是凤毛麟角了。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建筑设计院和大气物理研究所两个单位上班,但每月只领一份56元工资。当时大气所就有四个工程同时开张:一个是当时亚洲最高的气象铁塔——余秋里副总理批建的 我的工作非常紧张,因为两个单位争着要我。一开始每周4天在设计院,2天在大气所。后来4天在大气所,2天在设计院。有一次,我从河北香河大气所综合观测站工地回北京所里,刚走到楼下,4楼就有人喊我,说让我立即赶到山西昔阳大寨去,就把火车票往下扔。我这是刚坐长途汽车回来,顾不上喝口水、擦把脸,掏了掏口袋里的全国粮票和零用钱凑合够用,捡起地上的火车票,向后转,风风火火赶火车又奔山西昔阳的工地去了。还有一次,是我在香河大气所观测站工地得了急性痢疾还是什么“1号病”,一天拉肚子10 多次,到后来直拉脓血出现虚脱,工地上的人把我拉到北医三院急救,打了2天吊针后不拉了,我却突然“失踪”了。因为大夫不让走,要我休息一星期,于是我先斩后奏,悄悄地坐长途汽车回香河工地去了,我知道当时工地离不开我……。 当年我住在大气物理所一栋实验楼的四层,这四层是家属住的筒子楼,卫生间和盥洗间都是公共的。由于我经常白天忙大塔工程和计算机房工程这两个工地,晚上要搞设计院的设计,所以半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的事。下半夜我经常在盥洗室里会遇到一位业余时间搞美国杂志翻译的科学家,一见面,我们便很开心地聊几句。我叫他“夜猫子”,他叫我“陈秀”。他说水浒传里有个“拼命三郎”叫石秀,看我也是个“拼命三郎”,应该是好样的,就叫我“陈秀”。 我来回穿梭于两个单位,一边搞设计一边搞科研基建的管理。我真的像1958年大跃进时代那样,拼命地努力工作,因此在两个单位都得到好评,我的工作成绩也比一般同事要突出一些。所以,虽然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那么多事,也耽误了那么多人才,我们设计院从1955年到1966年总共有12届大学毕业生同时竞争中级职称,最终我还是经过中国科学院某领导亲自找我面谈后,被“破格提拔”成为1978年的工程师。 由于时间有限,我无法详细介绍我的全部工作经历,请各位原谅。下面我扼要介绍一下我的主要工作简历和现状: 我1978年12月晋升为工程师之后,又过了8年的1986年12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并从此确立了我在中国科学院建筑设计院的学科带头人地位。从1987年年初开始,我担任设计院的副总工程师、专业总工程师,并兼任给排水专业室主任(后来叫给排水专业设计所所长)。1992年12月晋升为研究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6月后,退居二线,担任设计院的顾问总工程师至今。 我现在还是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名誉理事(目前全国总共有19名),我同时又是中国建筑工程学会会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科研工程研究会会员、北京市评标专家,中国科学院基建工程技术专业研究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 委员(1995年起)等。 我是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完全回到中科院建筑设计院上班后,开始担任党支部书记,大概有五六年时间。后来一直担任党委委员到我退休后的第三年为止。在几十年的工作期间,我曾多次获得过设计院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先进职工、先进标兵等荣誉称号。 我曾应日本山下株式会社之邀赴日访问,并多次辅导日方进行“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工程的设计;也曾应俄罗斯科学院邀请,率团访问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与俄国同行进行广泛的技术交流;还曾率团去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参观学习;我还为了我国重点科技工程之一——西北某地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工程,赴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一些欧洲国家考察学习;我更多的是为了我国的航天工程和其他一些国防工程,天南地北奔波,夜以继日苦干。 参加工作45年多,我得到了一些荣誉,也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困难,受到过一些委屈,甚至遭到过一些挫折。但是,只要坚信自己的主张是对的,是值得付出的,那就应全身心地投入,百折而不挠。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有信心、有决心、有恒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曾在1989年底为我写了一副题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回顾今天我所走过的45年来的工作历程,我是取得了一点点成绩,这和我在中学时代,尤其是与高中三年打下的知识基础有很大关系,也和我始终如一、刻苦认真学习有关。前面我已经讲过了,是母校奠定了我数、理、化学习的较好基础;是母校培养了我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是母校激发了我学习俄语的极大热情;是母校铸就了我知难而进、永不言败的品格。我衷心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母校的历史是光辉灿烂的,她比我大学的母校清华大学、甚至比北京大学的历史都要长。莆田二中在我的心中是神圣的,是伟大的,是永远值得二中所有学子感恩戴德的!不管岁月的长河怎样流逝,不管离校的年代如何久远,爱校之心、感恩之情是永远永远的! 几点希望 籍以共勉 下面,我对在座的校友们提几点希望,与大家共勉。 一、要胸怀大志、报效祖国。 二、要尊师重教、团结友爱。 三、要认真学习、刻苦钻研。 四、要博览群书、全面发展。 五、要谦虚谨慎、助人为乐。 六、要不畏艰难、百折不挠。 总之,希望同学们要成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努力学习、兴 趣广泛、不怕挫折、刚毅坚强的好学生。希望毕业班的同学们“苦干七个月,争取上一本(一类重点大学)”,更希望你们中有人能成为我的大学校友。 说到我希望在座的今后能有人成为我的大学校友,我就想趁此机会谈一谈北京清华大 学的一些情况。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号称“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当年学校提出学生们要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要“一专多能”、“精一通多”,要求每个学生将来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们土木建筑系的正系主任有2位,一位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如今成为40位中华文化名人之一的 我进清华后,除了繁重的学习以外,也被卷入了“一专多能”、“精一通多”,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的热潮中,有时真有点难以招架。 首先是学业成绩。学校规定,凡有一门主要科目补考后不及格就不能毕业,只能算肄业。两门不及格直接留级。四门不及格(包括非主要科目,还包括平时老师课堂提问及学生上交的作业在内),就要被勒令退学,连补考的机会都不给,直接卷铺盖走人。我所在的小班这几种情况的人都有。到大学毕业时,我们小班的淘汰率达到28.6%。我们说,淘汰的太多了,梁先生却说淘汰的太少了,他们班到毕业时只剩下3名同学了。 我们不仅要学好书本知识,六年中还有大量的课程设计以及校内外、京内外的实习,最后还有半年以上的毕业设计。连工厂里的翻砂铸造、电焊、气焊,车、刨、铣、锉、锯,钢筋混凝土的绑扎、浇注、振捣,基础的挖掘、夯实,直至经纬仪、水平仪的操作……“十八般武艺”都要求我们掌握。 其次是课余生活。我一进清华就参加了学校文工团和体育代表队,文武都来,左右开弓。当时清华文工团的水平很高,我吹拉弹唱的水平都不行,就去考文艺创作,耍耍笔杆子。所以在清华的六年,我一直在搞文艺创作活动,写影评、杂文、随笔,也写点诗歌,改编和创作过剧本。但更多的是结合国际形势,一夜之间要求写出来的街头活报剧、口号诗,或是各类文艺讲座报道等。体育代表队我一开始混进了男子花剑队,后来又到系队跑4× 由于我在文艺方面的努力,大学三年级担任了文艺社团的秘书长职务,这使我有机会广泛接触我国文艺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著名诗人臧克家、冯至(北大西语系主任),语言学家王力,电影导演谢添、谢晋、谢铁骊、崔嵬、成荫、凌子风、陈怀凯、陈方千,电影演员项堃、张平、孙道临、高博、上官云珠、谢芳、秦怡、秦文等。电影评论家、作家兼书法家谢逢松,人艺演员于是之,指挥家秋里、严良堃,音乐家马可,地理学家侯仁之等等。参加工作后,我又认识了国画大师叶浅予和他的电影演员夫人王人美,画家卢沉、画家赵士英,电影演员凌元、黄素影、唐国强,人艺著名演员吕恩等。 我之所以和这些人认识,而且和其中的一些人过往甚密,主要的目的在于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高超技艺;另一个目的,在于接近、了解、熟悉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几十年来,我不仅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有意识地广泛涉猎文化艺术的某些领域,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尽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个“一专多能”、“精一通多”的人才。 |